庄子有言：哀莫大于心死，而人死亦次之。
肉身的消亡，是生命的终结。而心死，是人尚在世间奔走，内在的本心生机却已经熄灭。王夫之在《俟解》中讲“能兴即谓之豪杰”，所谓“兴”，便是本心感发、精神振作，从习气的沉眠之中苏醒过来。不能兴，便是心死，纵然五官完好、四肢勤劳，也近乎行尸走肉。
人世间，不少人便是活在这种状态之中。
终日困于禄位、田宅、妻儿生计，数米计薪，权衡得失。世俗推崇什么，便追逐什么；世人如何取舍，自己便随之俯仰。一生劳碌，心思跳不出眼前利害的方寸牢笼。仰视苍天，不见天地之辽阔；俯察大地，不识万物之本然。人虽清醒，恍如梦中；双目虽明，却如同盲者。身体一刻不停，内心却昏昧不灵。病根无他，只是不兴。
这里需要分清：古人本源的“兴”，演化出我们今天口中的兴趣、高兴，但后世日常用法，已经把原本厚重的义理大大窄化了。
世俗所说的兴趣，大多是对外物的喜好：爱好山水、书画、玩乐，追求感官的愉悦与情绪消遣。这种兴趣发端在外，心跟着外物流转。物件有趣便心生欢喜，外物消失便怅然失落，依靠外在事物获得情绪的慰藉。哪怕爱好繁多，精神依旧向外攀附，依旧可能被世俗利害裹挟，这算不上真正的“兴”。
真正本源的兴趣，由“兴”而来。
外物只是引子，目的不是贪恋外物本身，而是借外物唤醒自己内在本心的生机。看见山河风月，诵读风雅诗篇，不是沉迷景色辞藻，而是借此荡涤心中浊念，震散一身暮气，让自己的精神挺立起来。外物触发感受，但主宰始终在我。兴起之后，可以反求诸己，省察心念发端，分清何为私欲索取，何为本心对中正和谐的向往。这才是古之所谓兴趣。
再说我们天天挂嘴边的高兴。
古文中“高兴”原本指高远的兴会，精神向上扬起振作，是心神向上超拔，挣脱世俗琐屑的束缚，是精神层面的挺立感。可是今天我们口中的“高兴”，多半只是情绪上的快乐、开心。一件事顺了就高兴，事情不顺立刻就不高兴。快乐完全依附境遇好坏，是被外物刺激出来的浅层情绪。
古之“高兴”：心向上扬起，本心振作挺立。今之“高兴”：外物顺意而生出的愉悦情绪。
真正的“兴”，不是简单的开心快乐。一个人内心能够“兴”，不见得时时刻刻都喜乐洋洋。身处困顿、忧伤之时，依旧可以本心不沉沦，精神不被境遇完全裹挟。反之，很多人整日嘻嘻哈哈，常常感到世俗意义上的“高兴”，可是精神完全被欲望、环境牵着走，本心不曾挺立，这依旧不算真正的“兴”。
这般人，并非心中没有欲求。他会期盼富贵，渴求安稳，追逐声名。可这些，都不是儒家所言的“志”。
种种期盼，皆是外物牵引而生，一心向外求取平衡。境遇顺遂便意气高扬，遭遇挫折便萎靡颓丧。念头的发端不在自己本心，被得失、习气裹挟，话头早已失落。没有内在的主宰，所有愿望都随外境摇摆，终究立不下真正的志向。
本心沉眠不兴之时，所谓格物致知，也只会沦为堆积见闻、增长机巧。
读万卷书，历万般事，不过是拿来算计利弊，服务一己私欲。知识越多，执念反倒越重。道理听了许多，只停留在头脑表层，不能浸润心性。知与行两相割裂，明德无从谈起。没有本心的觉醒，一切学问功夫，全是悬空虚事。
圣人深知人心的沉疴，故而设立诗教。
礼法训诫，直接树立是非标准，对于暮气深重、心神麻木之人，生硬的道理很难撼动深层的习气。诗歌却不走说教的路径，它以天地风物、人间悲欢感发情志。
譬如读《关雎》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沙洲之上飞鸟和鸣，一派自然和谐。不必厉声告诫何为正邪，这番景象，便将人的心神，从柴米纷争之中托举出来。狭隘的私欲暂时退散，人心中本有的对美好、中正的向往油然而生。荡涤浊心，震散暮气，这便是“兴”。
外物只是触发的机缘，觉醒终究归于自己。
人心一经兴起，便挣脱了拖沓委顺、与世浮沉的惯性，生出自主的觉照。此时才能够回头审视心念的发端：我何以思考？何以取舍？我的向往，究竟是欲望向外索取，还是本心安定之后向外推扩和谐。
到此地步，才可以立定真志。
修身自有天然次第：必先兴，而后立志；志既立，而后格物致知；诚意正心，而后推扩和谐于天下。“兴”，是一切修养的起点。没有这一步，后面全部无从谈起。
当然，能兴，不等于长久情绪激昂亢奋。凡人活在尘世，免不了被俗务拖累，心神偶有消沉，本是人之常情。可贵的是心底尚留一线生机，遇一诗、见一山一水、闻一段道义，便可以被触动，重新振作。
最可哀的，是人心彻底锢闭。对天地之美、人伦之义全然无感，任凭习气摆布，再也兴不起来。这便是庄子所说的心死。
肉身有生老病死，乃是造化之常。而心神的生机，握在自己手中。
不要让忙碌消磨志气，不要让世俗淹没本心。守得住这份“兴”，守住这份本源的兴趣与高兴，本心方才苏醒，主宰归于自我，守住话头不掉。不做随波辗转的躯壳，做一个真正活着的人。